2006年4月9日

我說過我會回家好好想想再回答的

前幾天在msn上被問到:「考古學對我們的意義在那裡,可以touch到我們生活的那個層面?」一時間手忙腳亂,回答了半天好像都不能切中其問題核心。從理解古人了解自己的根,到(自己都覺得)不切實際的以古鑑今等,最後絕望的連「人類學的反思精神」都拿出來充用。說實在的,若要我舉出考古學研究有什麼有趣的地方,或是可以解決什麼重要的歷史問題,我大概不會那麼詞窮。

實在是不甘心,除了意識到自己的學科好像是讀爽的,所有的研究、理論與知識,可能僅限於學者間的高來高去「興趣」而已外(念文化人類學不用急著笑我);我的內心深處還是覺得考古學還是有「實際上」的用處。並擔心自己的詞拙造成別人對學科的失望。

晚上的時候,一則電視新聞與父親的一句評論,突然間,我總算是想通了之前想表達的東西,並整理如下:

考古學的研究成果,除了學者之間的討論外,也常常被用於各種詮釋,尤其是民族主義者、文化復振者、以及各種人士(種族主義者等),以達他到他們追求的各項目標。例如:當年欲脫離土耳其(被視為亞洲)人統治的希臘,民族主義者藉由考古的成果,來強調他們為古典歐洲的正統,以獲得其他盟國的支持(參看Herzfeld)(此類作法還包括民俗學者對風俗的『選擇性』收集等;對照於今日台文所、客家學院林立,顯示台灣也有如此現象)。此外,更深刻的例子為:二次大戰時德國所進行的「人種清理(ethno-cleaning)」動作,乃是基於當時其人種學家、考古學家的「科學」成果(證明亞力安人為高等種族)。這樣層出不窮的例子,除了警告考古學者學者在進行研究時,必須要謹慎外;對於充斥且被濫用的「偽科學」,更要秉持專業來進行駁斥。

回到我說的新聞事件。

幾天前有立委發表了「越南籍配偶」有可能帶有越戰時的生化餘毒,他們的後代發展遲緩比例高,必須注意,以免造成「劣幣驅逐良幣」的效應。後來在人權團體抗議下,立委雖然迅速道歉,卻認為「生化餘毒」是事實,而不能忽視。原本這個事件好像是落幕了,但在聽見父親便說了一句:「的確,外籍配偶的後代的確是有比較多發展遲緩的小孩。」(當然這個評論不見得代表他贊同立委的意見)我才發現這個事件並沒有落幕,其背後仍有許多未能釐清的地方。

先從事件表面來談,可以客觀的整理出兩個「可能」事實:一、越南籍配偶是否有可能殘有越戰時的「生化餘毒」。二、是否外籍聯姻(後此詞泛指東南亞與中國籍配偶)的後代發展遲緩的比例較高。首先,對於越戰時期的「生化餘毒」研究為數不少,部份也被使用於對美國的控訴上。然而,「生化餘毒」與其後代發展落後其實並無邏輯的合理性。其二、從報章雜誌帶給我們的印象,「外籍聯姻」的後代似乎在各方面有比其他的小孩落後的現象。然而,這樣的現象與「語言」、「社經地位」(實在不想用這個詞)還是「體質較有關係?

再更深入一層來談,雖然立委探討的對象是「越南配偶」,但「生化餘毒」這個metaphor其實是(整個社會)對所有「外籍配偶」「體質上(以及其他方面,包括聯姻對象)」的歧視(此點為蔣老師 上課請教)。於是乎,雖然在人權團體的抗議下,立委迅速的道了歉。但這樣的結果與其說是正義獲得伸張,不如說是「政治正確」的風向造成的粉飾太平。(由我父親的評論)整個社會對於「外籍配偶(包括其家人)」的既然印象以及錯誤認知(不全然都是歧視)仍然存在,而且這樣的認知十分複雜,只是藉由「體質」作為一個方便的出口(簡單來說就是人類學說的分類範疇))。

回到人類學家(包括考古學家)的責任。

以上述事件為例,當社會上具有影響力的人以「(偽)科學」為證,來施行其(政治或其他)目的時,身為研究「族群(活的或死的)」的專家(也就是人類學家或考古學家),應該要有勇氣並秉持其學術的專業來駁斥這樣的說法。以本事件為例,「生化餘毒」的是與否為重點嗎?人類學家有義務提醒大眾:體質並不於能力,而我們如此容易的相信錯誤的說法,其實是正個社會對「外籍配偶的集體歧視」帶來的影響。這樣的提醒與反省,不才是人類學以反思所為學科核心的所在嗎?

(然而,這個事件就這樣在道歉中落幕了,未見到南港、羅斯福路、光復路等地的學者發表任何意見。難道說,這是我一時之間無法回答問題的原因嗎?再者,對照於本屆人類學營的主題:「人類學家與當代社會:歷史情境中的人類學社會實踐」與實踐(這個實踐不是打錯喔),不免令我又反覆思考本文第二段所提內容)

5 意見:

潔膚症 提到...

沒有把立委的名字打出來,是因為這個意見恐怕是許多人的集體意識(包括你和我)。雖然我也想用髒話罵他是雜碎。

Penguin 提到...

這種人叫真小人,只是偽君子更可怕,喊著平等,實際在心裡想什麼就很難說。撇開外籍配偶問題,原住民問題就己經搞不定了,不是嗎?

依我本身的經驗,外籍配偶的子女之所以為有「發展遲緩」的感覺,可能是來自家庭本身的關係,首先要知了解絕大多數的外籍配偶是嫁到怎麼樣類型的家庭,而外籍配偶在初到語言不通的國家,你要叫她教小朋友回家寫功課?難吧。

我有一個同梯的,在東港當小學老師,他那所學校據說是全台灣外籍新娘子女比例最高的學校,他坦白地說,有的真的很難教,但讀書好壞一回事,懂不懂進退才是重要。從他的經驗與我媽的學生來看,一些「台灣人」的小朋友,反而比「原住民」或「外籍新娘子女」還要更番。(原諒我做了這麼多分類 ^^")

對我而言,誰生的並不是問題,而是生出來後是怎麼個教法。

話說回來,當初美國在越南亂噴,那些東西是真的會造成殘留而進入食物鏈,藉由生物累積進而影響身體。

jeff 提到...

是阿
多謝鵝兄對生化污染補充。

有一位人類學家(Geertz,當代的人類學大師),曾經(無奈的)說,人類學家只負責把問題提出,卻缺乏解決問題的能力。比如說有人談到「外籍配偶」是買婚姻(不過人類學家應該覺得所以婚姻都是買婚姻),不是愛情;但難道我們要因為所謂的(某些人定義的)「道德」剝奪其他們追求其圓滿的權力嗎?這樣的說法其實與「何不食肉靡」無異。正如鵝兄所提,外籍配偶的子女也許無可避免的有語言的問題,但這絕對不是他們的責任,是我們所有人的責任。

annpo 提到...

其實我覺得人類學家可以做的事情很多,既然可以提出問題,就可以發展解決問題的能力。只是願不願意罷了吧

jeff 提到...

to annpo
Geertz在關於國家與農業的論文的前文,提到人類學家的矛盾,也許不大符合本文的意旨吧?

我覺得我接觸人類學後,看到一些社會現象,好像比較容易看出其中的問題與核心所在。但我不認為這代表我很行,反之我覺得我常常在這些議題搖擺(但我喜歡這樣)。往日可能會覺得非常絕對的議題,現在對我來說竟感覺到兩難。比如說:「蘇花高速公路的建設」,基於環保的考量,堅持反對的立場好像是天經地義的;但我想到住在花東的人們,他們只是渴望有一條高速公路讓他們返鄉更加便利,抑或其農產品能夠更快速更便宜的運送到外地去販賣,我亦覺得我無法也無權指責任何人為自私。

也許人類學家由於有早期「帝國主義餘毒(也就是早年為帝國主義服務的不良印象)」的影響,便得現在他們不大敢隨便的選邊站(保持其不沾鍋的形象)。但人類學家是該站在(相對)「弱勢」的那邊,那是毋庸置疑的(但必須要保持其研究的客觀,不然與Herzfeld筆下的民俗學者無異)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