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說過我會回家好好想想再回答的

前幾天在msn上被問到：「考古學對我們的意義在那裡，可以touch到我們生活的那個層面？」一時間手忙腳亂，回答了半天好像都不能切中其問題核心。從理解古人了解自己的根，到（自己都覺得）不切實際的以古鑑今等，最後絕望的連「人類學的反思精神」都拿出來充用。說實在的，若要我舉出考古學研究有什麼有趣的地方，或是可以解決什麼重要的歷史問題，我大概不會那麼詞窮。

實在是不甘心，除了意識到自己的學科好像是讀爽的，所有的研究、理論與知識，可能僅限於學者間的高來高去「興趣」而已外（念文化人類學不用急著笑我）；我的內心深處還是覺得考古學還是有「實際上」的用處。並擔心自己的詞拙造成別人對學科的失望。

晚上的時候，一則電視新聞與父親的一句評論，突然間，我總算是想通了之前想表達的東西，並整理如下：

考古學的研究成果，除了學者之間的討論外，也常常被用於各種詮釋，尤其是民族主義者、文化復振者、以及各種人士（種族主義者等），以達他到他們追求的各項目標。例如：當年欲脫離土耳其（被視為亞洲）人統治的希臘，民族主義者藉由考古的成果，來強調他們為古典歐洲的正統，以獲得其他盟國的支持（參看Herzfeld）（此類作法還包括民俗學者對風俗的『選擇性』收集等；對照於今日台文所、客家學院林立，顯示台灣也有如此現象）。此外，更深刻的例子為：二次大戰時德國所進行的「人種清理(ethno-cleaning)」動作，乃是基於當時其人種學家、考古學家的「科學」成果（證明亞力安人為高等種族）。這樣層出不窮的例子，除了警告考古學者學者在進行研究時，必須要謹慎外；對於充斥且被濫用的「偽科學」，更要秉持專業來進行駁斥。

回到我說的新聞事件。

幾天前有立委發表了「越南籍配偶」有可能帶有越戰時的生化餘毒，他們的後代發展遲緩比例高，必須注意，以免造成「劣幣驅逐良幣」的效應。後來在人權團體抗議下，立委雖然迅速道歉，卻認為「生化餘毒」是事實，而不能忽視。原本這個事件好像是落幕了，但在聽見父親便說了一句：「的確，外籍配偶的後代的確是有比較多發展遲緩的小孩。」（當然這個評論不見得代表他贊同立委的意見）我才發現這個事件並沒有落幕，其背後仍有許多未能釐清的地方。

先從事件表面來談，可以客觀的整理出兩個「可能」事實：一、越南籍配偶是否有可能殘有越戰時的「生化餘毒」。二、是否外籍聯姻（後此詞泛指東南亞與中國籍配偶）的後代發展遲緩的比例較高。首先，對於越戰時期的「生化餘毒」研究為數不少，部份也被使用於對美國的控訴上。然而，「生化餘毒」與其後代發展落後其實並無邏輯的合理性。其二、從報章雜誌帶給我們的印象，「外籍聯姻」的後代似乎在各方面有比其他的小孩落後的現象。然而，這樣的現象與「語言」、「社經地位」（實在不想用這個詞）還是「體質較有關係？

再更深入一層來談，雖然立委探討的對象是「越南配偶」，但「生化餘毒」這個metaphor其實是（整個社會）對所有「外籍配偶」「體質上（以及其他方面，包括聯姻對象）」的歧視（此點為蔣老師 上課請教）。於是乎，雖然在人權團體的抗議下，立委迅速的道了歉。但這樣的結果與其說是正義獲得伸張，不如說是「政治正確」的風向造成的粉飾太平。（由我父親的評論）整個社會對於「外籍配偶（包括其家人）」的既然印象以及錯誤認知（不全然都是歧視）仍然存在，而且這樣的認知十分複雜，只是藉由「體質」作為一個方便的出口（簡單來說就是人類學說的分類範疇））。

回到人類學家（包括考古學家）的責任。

以上述事件為例，當社會上具有影響力的人以「（偽）科學」為證，來施行其（政治或其他）目的時，身為研究「族群（活的或死的）」的專家（也就是人類學家或考古學家），應該要有勇氣並秉持其學術的專業來駁斥這樣的說法。以本事件為例，「生化餘毒」的是與否為重點嗎？人類學家有義務提醒大眾：體質並不於能力，而我們如此容易的相信錯誤的說法，其實是正個社會對「外籍配偶的集體歧視」帶來的影響。這樣的提醒與反省，不才是人類學以反思所為學科核心的所在嗎？

（然而，這個事件就這樣在道歉中落幕了，未見到南港、羅斯福路、光復路等地的學者發表任何意見。難道說，這是我一時之間無法回答問題的原因嗎？再者，對照於本屆人類學營的主題：「人類學家與當代社會：歷史情境中的人類學社會實踐」與實踐（這個實踐不是打錯喔），不免令我又反覆思考本文第二段所提內容）